我刚走出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，目光很快就被一辆黄色的奔驰出租车吸引住了。那辆车停在候客区第三排，车顶灯亮着，上面贴着“姐妹夜间接送”的字样，我一时半会儿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更令我震惊的是，驾驶座上坐着的是我的伊朗“小姨子”玛赫莎，而副驾驶的位置上则坐着我的法律上的妻子，罗娅。我的行李箱在手中滑出，撞上了旁边一位德国大叔的鞋子，我愣在那里，竟未能说出“对不起”。
我的脑海里不停浮现出我刚回国半个月前的情景，那时我把车钥匙锁在书房里，把备用驾驶卡藏在行李箱的夹层，并在冰箱上贴了一张纸，叮嘱自己不要碰出租车、晚上不要单独外出以及等我回来再处理事情。然而如今，在机场见到她们开着我的车，实在让我感到无比震惊。
罗娅抬头看到了我，她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玛赫莎则持续握着方向盘，通过降下车窗向我打招呼：“明远，你回来了。”她的语气显得很平静。我只能勉强挤出一句：“你们怎么能开我的车？”罗娅走了过来，递给我文件夹。“我们不是偷开的，有公司的许可和保险，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个夜班了。”我定睛一看，文件上的德文虽然一个个字都能认出，但组合在一起却让我感到迷惑。上面有临时运作许可、双人驾驶培训通过及车辆使用补充协议，签名的地方写着玛赫莎·纳维德、罗娅·纳维德，以及出租车公司老板施密特的名字，却没有我的名字。
我打量着她们，明亮的机场灯照得罗娅眼下的黑眼圈更加明显，而玛赫莎坐在车里，嘴唇抿着，似乎在等我发火。我确实想发作，但心里的怒火却始终无法发泄出来。作为一个在德国跑出租十年的上海男人，我竟然以这种方式再次与她们相遇，令我感到无言以对。
我叫周明远，来自上海杨浦。刚到德国时，我的职业并非出租车司机，而是在餐厅洗盘子、为华人超市搬货，甚至合伙开过小吃摊，最后稳赚的只是辆二手大众。三十五岁那年，我考取了出租车从业证，尽管当时我的德语带着浓重口音，迷路的市区街道让我费尽心力。经过一整天的苦读后，我终于在美因河边感受到满意，握住方向盘就意味着有了份保障，可以支付房租和维持生活。
四十一岁，我遇见了罗娅。那晚降着大雨，我在火车站接单，结果载上了她和她妹妹，玛赫莎。她们托着四只大箱子，眼看着完全湿透。罗娅三十二岁，德语发音硬朗但清晰，而玛赫莎二十六岁则沉默不语，专注于手中一个纸盒，里面装着一盏已经碎掉一角的蓝色玻璃灯。从伊朗的设拉子来的她们，正与人合伙做手工灯和香料的生意。她们的合伙人失联，两人无奈地在雨中等待。
起初我只是想送她们到目的地，但看到罗娅蹲在仓库外打电话的样子让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帮她们搬了货并送她们回家。下车时，玛赫莎从纸盒里掏出一小包藏红花，客气地塞给我：“谢谢你，上海先生。”我回应她：“我叫周明远，不用这么称呼。”她微微一笑，那一瞬间我至今难忘。
慢慢地，我们间的联系加深。一天，罗娅在我车上忘记了手机，她来取时顺便带了一盒米饭，里面有鸡肉和开心果。她解释说：“昨天没能给你费用，所以这点心意送给你。”当时我拒绝，她却 insist，说伊朗人不爱欠人情，那盒饭吃得我心头一暖。之后，她们时不时会叫我的车，和我拉近了距离。有一次玛赫莎情急之下给我打电话，我特地开车去接她，路上我们聊起了家人，她问我在德国是否有家人，我坦诚地说没有。天空渐渐阴沉，风吹着窗帘，玛赫莎叹着气说：“那会很冷。”我知道她不是说天气。
罗娅和我真正交往是在半年之后的一个冬天。那晚她叫我去接，因摊位收笔晚而错过最后的公交。她上车时手冻得红了，怀里抱着父亲亲手做的玻璃灯。她说这灯卖不出去也没关系，因为舍不得。车内暖流吹拂，她忽然问我为何总是一个人，我如实回答离婚后觉得麻烦。她反驳说，我其实是害怕失去，一个瞬间让我握紧了方向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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